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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治理意蘊

發布時間:2020-01-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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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為產生于中國土壤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不斷發展成熟。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制度設計,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特征淡化了長久以來政黨制度的“管理”傾向,凸顯了“治理”特性。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所具有的主體多元性、過程協商性和實踐合作性等治理特征,使得多黨合作的治理效能得以真正發揮,彰顯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

  【關鍵詞】 新型政黨制度;治理;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新中國成立七十年

  作者簡介:翟桂萍(1975-),女(漢),山東菏澤人,法學博士,國防大學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系政治學與國際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發展、治理理論;羅嗣威(1997-),男(漢),湖南瀏陽人,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政治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敝袊伯a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構成,從誕生之日起,就發揮了重要的治理功能。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既堅持制度的“中國特色”底色,又具有符合現代社會運行模式和需求的“治理”屬性,彰顯了中國制度的特色和優勢。習近平稱其“是偉大的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保?]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瞄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背景下,透視新型政黨制度的治理價值,深刻把握中國制度的優越性,以更好推進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的不斷轉化。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治理主體的領導性與多元性

  著名學者庫伊曼(J.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vliet)認為,“治理所要創造的結構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強加,其發揮作用是要依靠多種進行統治的以及互相發生影響的行為者的互動?!保?]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一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制度,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多元共治。它既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兩黨制或多黨競爭制,也不同于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這一制度既吸納了代表社會不同利益的多元主體參政,又克服了不同利益集團爭權奪利、相互傾軋的缺陷,具有極大的制度優越性。

 ?。ㄒ唬崿F了領導唯一性與主體平等性的辯證統一

  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主體的多元性?!吨袊恼h制度》白皮書中談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是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本質要求?!边@一論述有兩層內涵:一是其內容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兩個方面;二是只有兩者相結合才是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本質要求。二者的結合表明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領導唯一性與主體平等性的辯證統一。

  領導唯一性是新型政黨制度“多元性”特征的個性要求。這既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承延續,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規定安排。馬恩在論述多黨聯合時指出,“共產黨人同社會主義民主黨聯合起來反對保守和激進的資產階級,但是并不因此放棄對那些從革命傳統中產生出來的空談和幻想采取批判態度的權利?!保?]這種“權利”即無產階級政黨在聯合中保持獨立性與領導性的權利;列寧在論述建立社會主義聯合政府時也指出,參加聯合政府的小資產階級政黨“這個少數派必須誠心誠意地服從多數?!保?]即必須服從在蘇維埃政權中占多數的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強調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進行領導的一元性與必要性??梢?,早期無產階級革命家就已經認識到執政黨掌握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另外,從中國國情實際來看,堅持共產黨領導唯一性是實現治理的必然要求。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必須充分發揮制度的優勢,發揮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以推動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也就是說,中國在一個“時空壓縮型”的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主導力量,來集中民意,匯聚力量,即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需要強有力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的必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僅突出了領導力量的唯一性,也有效集中了各黨派的力量,形成了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機制。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形成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基本特征,強調在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平等合作的前提下,始終保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時代需要的。上述兩者是辯證統一的,在多元主體平等的基礎上,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唯一性,是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主體平等性是新型政黨制度“多元性”特征的共性要求。列寧指出:“民主意味著平等”“意味著……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保?]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形成了“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兄弟關系,這一方針規定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平等共存的地位。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作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所追求的是實現社會各不同層級的利益最大化,即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各民主黨派代表社會不同集體的利益,但在這一政黨制度的安排下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只有在平等的大前提下,才能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的需求,最廣泛地調動不同主體的積極性,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真正實現社會主義民主。

 ?。ǘ崿F了協商廣泛性與決策科學性的相互促進

  民主性是治理的又一重要特征。毛澤東曾說:“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保?]在國家獨立的前提下,多元主體的民主參與對于國家治理就顯得至關重要。中國政黨制度具有界別特色,社會各界所代表的利益廣泛,從而為科學治理奠定了基礎,是協商主體廣泛性與決策內容科學性的統一。不同于西方多黨代表同一階級利益的虛偽“多元”,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消除了西方政黨制度照顧少數人而非多數人利益的根本缺陷。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通過人民政協這一組織形式,建立起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相聯合的統一戰線,照顧不同階層的共同利益,找尋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具有最廣泛的利益代表性。在平等的大原則下,將各種社會力量納入政治體制,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政權基礎,從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廣集民智,廣求良策,推動執政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依托于治理的優化,民主政治不斷發展,推動了協商主體的廣泛性的進一步擴大,照顧更多人的利益。這種廣泛協商與科學決策相互促進的路徑推動民主政治的穩步向前發展,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多元性”的特質所在。這種“多元性”不拘泥于參與數量的廣泛性,而重視所代表利益的廣泛性;不局限于黨內協商的科學性,同時注重凝聚各方智慧的科學性。這是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同于其他政黨制度的根本優勢所在。

 ?。ㄈ崿F了領導核心與多元整合的共同推進

  治理的一個重要指向就是要達致共同的目標。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在“現代化滋生動蕩,現代性孕育穩定”[7]的發展困境下,秩序與合力是現代化進程不可缺少的兩個要素。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這兩個問題能否解決好,事關現代化的成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效鏟除了這兩個問題之間產生矛盾和沖突的土壤,從制度上保證了秩序與合力的有機統一。

  建構和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功能。實現社會穩定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等多方面的系統工程,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就是這個系統工程的一個重要方面?!保?]而制度的缺陷容易使各黨競爭演變為黨派斗爭,這不僅會造成頻繁的政權更迭,還會帶來社會資源無謂的內耗,加劇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存在。作為民主發展重要標志的政黨制度在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形式,發揮著不同的治理功能。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在整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可以看到政治秩序在下降,政府的權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遭到破壞?!保?];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同政黨所形成的競爭性政黨制度在帶來民主發展的同時,也容易帶來利益對立,造成階層斷裂,帶來社會分裂,不利于社會發展合力的形成。亨廷頓指出,當今人民非議政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分裂社會,造成沖突,如阿尤布·汗所說:政黨‘分裂人民,使他們不知所措?!保?0]所以,他強調,對于“處于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其穩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保?1]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規定中國共產黨處于領導和執政地位,強調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穩定社會秩序的維護提供了領導力量的保證。同時,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各民主黨派力量的制度性吸納,有效實現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平衡,形成了穩定的政黨制度。因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以黨的核心領導地位保證黨對各項事務的全面領導,以制度吸納實現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共生[12],為統一秩序的形成與鞏固和社會發展合力的形成提供前提和基礎,彰顯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治理優越性。

  促進社會整合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價值所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以及現代化社會的深刻轉型,各種利益需求不斷被激發,社會整合的難度前所未有,要求政治制度必須要具備高度的社會整合功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多元主體具有相容性,本身就凸顯了中國多黨合作所具有的制度整合功能。中國多黨合作制度將代表各階層利益的不同主體團結在一起,暢通和拓展了各個階層反映訴求的制度渠道,協調了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促進共同利益最大化,形成強大社會整合力,避免了西方式的階層斷裂,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因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強調“多元共治”的同時,從制度安排上整合了中國現代化發展對秩序與合力兩個要素的需求,用制度化合作、協商代替了內斗與傾軋,理順了共產黨與各黨派之間領導與合作、執政與參政的關系,在保持政權穩定、社會安定的同時充分發揮合作與協商的巨大優勢,為社會穩定與發展建設提供制度保證。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治理過程的主導性與協商性

  一般而言,治理理論強調過程的協調性和持續的互動性。[13]政治協商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進行治理的主要方式。習近平在中國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引用毛澤東關于“協商”的論述:“國家各方面的關系都要協商”“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的,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保?4]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突出優勢就是協商。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完善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豐富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15]在治理過程中始終貫徹“協商”的理念,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活力之源。

 ?。ㄒ唬﹨⒄h政是實現協商民主的核心內容

  陳家剛認為,協商民主“意味著不同的政治行為者……能夠通過規范化的制度平臺和渠道,通過平等對話、討論、協商,形成理性共識,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合法決策?!保?6]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權中團結合作,支持他們積極參政議政,就是協商民主在治理過程中的具體體現。民主黨派參政議政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民主黨派直接參與國家治理。各民主黨派通過選舉產生人大代表、派成員擔任政府和司法機關領導職務、派成員擔任不同領域特約人員、參與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有關會議、參加重要外事內事活動等方式參與國家治理,以政治協商的方式推動決策優化和治理優化,有效發揮了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重要作用。二是通過人民政協的渠道參與國家治理。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是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另一個重要方式。習近平要求,各級黨委都要把人民政協政治協商作為決策程序的重要環節,“堅持黨委會同政府、政協制定年度協商計劃制度,完善協商與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對明確規定需要政協協商的事項必須經協商后提交決策實施,對協商的參加范圍、討論原則、基本程序、交流方式等做出規定?!保?7]中國共產黨各級黨委通過人民政協同民主黨派進行廣泛協商,是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重要舉措,充分體現了民主黨派參與國家治理的過程的協商性。

 ?。ǘ┟裰鞅O督是貫徹協商民主的重要保障

  民主監督也是協商民主的重要部分,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上體現為相互監督。毛澤東指出“所謂相互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保?8]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決策前與決策執行過程通過政治協商提高決策科學性,在決策后以及落實過程中則有賴于民主監督來保障協商民主的實現。

  不同于其他監督方式的單向性,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民主監督是“兼顧兩頭”與“突出一頭”的統一,體現了較強協商性。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是“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關系,治理過程中既有共產黨對其他民主黨派的監督,也有各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另一方面,由于共產黨居于領導、執政的地位,民主監督主要是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要在協商民主過程中貫徹民主監督,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對于共產黨而言,要“敢聽”。習近平強調“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是執政黨應有的胸襟。[19]“能聽意見、敢聽意見特別是勇于接受批評、改進工作,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現……對于各種意見和批評,只要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就要讓大家講,哪怕刺耳、尖銳一些,我們也要采取聞過則喜的態度,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保?0];對于各民主黨派而言,則要“敢說”。習近平同樣說“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是參政黨應有的擔當。[21]參政黨一個重要的職責就是讓執政黨聽到各方面聲音,特別是批評的意見。要講真話,建諍言,客觀反映情況,在民主監督過程中形成既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協商氛圍。

 ?。ㄈ┲贫冉ㄔO要貫穿協商民主過程的始終

  制度建設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鄧小平很明確地表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22],指出“制度是決定因素?!保?3]而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將制度建設貫穿協商民主的治理過程始終?!吨袊恼h制度》白皮書強調:“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為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參與開辟了制度化渠道?!币訌娭卫磉^程中協商民主的規范性,就需要加強制度化建設,正視當前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制度化水平上存在的缺陷,將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納入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總體布局加以推進,做到制度建設貫穿于決策準備、協商過程和政策落實的不同環節。決策準備階段要完善不同民主黨派議題分工、調查研究、數據收集、情況上報等事項的制度安排,為協商決策的智力支持提供制度保障;協商過程中要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制度建設,不斷提高協商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更好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政策落實階段要建立健全成果采納落實和反饋機制,從制度上保障協商成果落地;加強過程監督,及時反饋出現的各項問題。同時,要重視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的牽引作用。人民政協本身就以憲法、政協章程和相關政策為依據,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保障,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特征。要不斷提高和完善人民政協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為新型政黨制度的功能發揮提供制度層面支持。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治理行動的合作性與有效性

  在行動落實層面,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性特征極大提高了政策完成效率,極大提高了政黨治理的效能。行動落實層面的合作與高效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優勢所在,對治理效益的發揮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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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性是現代政治文明的要求?!鞍菪哉巍笔恰爸改撤N政治體系涵蓋和協調政治共同體內部各利益主體之需求的性質和能力?!保?4]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自誕生之日起,就規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治理行動當中“包容共治”的運行關系,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將其納入法制化與制度化進程。解放戰爭后期,中國共產黨就與各民主黨派制定《共同綱領》,協商建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根據中國階級狀況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八字方針,明確中國共產黨存在多久,民主黨派就存在多久;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重新確立了“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提出一整套多黨合作的理論政策。同時,1989年中國共產黨制定堅持和完善中國政黨制度的意見、1993年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等等,從制度層面對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包容共治關系做出規定。這種相互合作的關系完全拋棄了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制相互反對的矛盾,強調以“容”與“共”的態度實行國家治理。這種存在于政黨之間的“命運共同體”理念提高了治理的效益,增進了最廣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杜絕將資源消耗于無謂的內耗之中。與之相反,西方一些國家的所謂“民主”制度就是以多黨競爭代替多黨合作,以輪流坐莊象征“形式民主”,黨派之間不是合作而是競爭,執政目的不是治理而是爭利。實踐證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強調的“包容共治”是理論應用于實踐的良好體現,更加符合中國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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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是治理的基本價值。治理追求的核心目標就是達成一致,實現合作,推動治理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適應了社會主義中國更好發揮上層建筑反作用的需求,適應了我國對合力推動現代化發展的需求。在黨的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致力于改革開放,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經了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歷程,形成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凝聚了智慧和力量,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成為一種同向發力、合力共生的向心型政黨制度模式,從而完全區別于西方政黨制度對立性的、“離心型”的制度特征。非單一黨派的政黨制度所追求的是一種辯證的邏輯自?。阂环矫纥h派之間相互制約,另一方面黨派之間相互合作。但在強調“排他性”的權力分配中,西方國家各政黨不約而同地顯現出強化“彼此制約”而淡化“相互合作”的傾向,漸漸走向對立。在實踐中,中國的向心型政黨制度使得黨派之間能夠排除利益對抗,共同致力于中國現代化進程,使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優勢轉換成為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治理奇跡;而西方政黨制度的“離心”傾向使得各政黨落于黨派之間利益爭奪的窠臼當中,無法集中力量,或者至少會牽扯部分力量,從而無法全力去進行有效的國家治理。這種本末倒置的制度安排從反面凸顯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在治理實踐中的巨大優越性。

  治理內容的全面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全面性。在現階段“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大背景下,系統治理與全面治理成為必然趨勢。這也就要求在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治理進行全面領導的前提下,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也應該是全方位、全層次、全領域的合作。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能通過協商、監督、參與等多種方式,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展開合作,面向脫貧攻堅、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戰略方向積極拓展合作治理的覆蓋面。與此同時,著眼國家發展建設全局的特殊性要求又決定了合作具有重點性。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最深刻的實踐就是瞄準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要堅持緊扣改革發展獻計出力,將合作的重點放在改革實踐上。具體而言,當前我們處于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關鍵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是整個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是我們黨最深刻的關切。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引領下,當前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要緊貼眼前實際,為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而群策群力,合作共進,這是當前多黨合作治理國家的重心所在。

 ?。ㄈ┲卫韺嵺`:脫貧攻堅戰

  治理的目的在于“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保?5]脫貧攻堅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合作治理的實踐,是把制度優勢轉換為治理效能的重要實踐。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進行扶貧開發,極大推進了脫貧攻堅戰的進程,為實現全面小康做出突出貢獻。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治理優勢在脫貧攻堅領域得到了完美的闡釋。

  各民主黨派結合各自分工與各地實情開展調查研究為脫貧攻堅提供實踐方案。脫貧攻堅是面向整個中國的大工程,事無巨細都需要引導和考量。各民主黨派結合自身的職能與分工,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特征進行充分調查研究,有效彌補了單一主體認識問題不夠全面、忽略細節的問題。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專門深入貧困一線,緊緊圍繞脫貧目標標準、質量、實效三個重點,突出“兩不愁三保障”核心內容,遵循“六個精準”要求等展開調查研究,為脫貧攻堅制度安排與政策制定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典型的就是貴州畢節扶貧工作的不斷深化,自1988年國務院批準建立“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以來,中央統戰部、各民主黨派在貴州省畢節市創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長期共同進行貧困治理的“畢節實踐”,不斷推動多黨合作服務改革發展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進程,彰顯了合作治理的制度優勢和實踐效能。

  各民主黨派通過廣泛協商與科學論證參與政策制定為脫貧攻堅提供決策咨詢。各民主黨派通過制度化參與國家治理,在充分科學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與中央、地方各級黨委展開廣泛協商,對所負責的問題進行專門論證,形成科學意見建議,以提案形式為各級黨委的制度制定、政策落實提供了決策咨詢。例如致公黨中央《關于易地扶貧搬遷安置房產權的提案》建議加強頂層設計,提前謀劃易地扶貧搬遷安置房產權問題、扎實開展易地扶貧搬遷安置房產權辦理的前期準備工作;民建中央《關于鞏固脫貧成果有效防止返貧的提案》建議堅持脫貧不脫政策,健全幫扶保障體系、合理制定區域發展規劃,改善營商就業環境、完善職業教育體系,扶智與扶志相結合。[26]這些提案,為脫貧攻堅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

  各民主黨派圍繞政策落實與問題導向實施民主監督為脫貧攻堅筑牢末端防線。在扶貧開發關鍵階段加強各民主黨派對脫貧攻堅的民主監督是民主黨派履行職能的新領域。習近平強調:“對脫貧攻堅開展民主監督工作,這是中共中央賦予各民主黨派的一項新任務,是民主黨派履行民主監督職能的新領域。大家要堅持問題導向,深入所對口地方一線調查研究,對脫貧攻堅落實情況進行監督?!保?7]越是脫貧攻堅戰的關鍵階段,越要注重末端傳導的落實情況。一方面要看中央政策制度有沒有沉到一線,落實到一線;另一方面要堅持問題導向,緊盯政策落實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急于求成、貪污腐敗、重新返貧等問題,落實好民主監督各項工作,筑牢脫貧攻堅的末端防線。

作者:翟桂萍 羅嗣威     責任編輯:吳桂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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